突尼斯监狱
我走向边防战士，面带微笑地递上我的名片。他们接过名片，看了看后笑着说了声 “OK”。大约过了 3 个小时，他们拿着我的护照朝我走来。那一刻，我满心以为终于能拿到签证了。
随后，我们一同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没想到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我仿佛置身于一场 “审讯” 之中。他不停地追问我，为什么没有签证就敢来突尼斯，还问我究竟来自哪个国家。说话间，他甚至用手指戳着我的胸口，眼神中满是怀疑，问道：“你是喀布尔人吗？是阿富汗的，还是巴基斯坦的？” 这一连串的问题和举动，让我感到十分不安。
之后，他突然上了车，并示意我跟着他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跟在后面，行驶了 20 公里后，来到了一座军营建筑前。只见建筑两侧围着密密麻麻的铁丝网，那场景让我不禁毛骨悚然。他把我交给了其他士兵，紧接着，新一轮的审讯又开始了……
达克-沃特克（Dak Wotke）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摩托车旅行者。
最后，我从他们那里得知，2005 年 2 月 25 日，在地中海非洲沿岸的贝鲁特（黎巴嫩）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。黎巴嫩总理的汽车被炸毁，这起恐怖袭击是由一个类似阿富汗 – 巴基斯坦的团伙实施的。而我恰好符合一些可疑特征，我留着类似圣战者的胡子，并且我的护照上的地名以 “……STAN” 结尾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里是所有可疑的以及真正的雇佣军和恐怖分子的检查站，他们非法越境，前往非洲的许多国家参与作战，以此作为一种 “工作”。
两天来，他们一直在盘问我。我设法给我国驻开罗大使阿姆里耶夫打了一个电话。我甚至把听筒递给了调查员，可调查员只说了一句让人听不懂的话，就把听筒还给了我。大使告诉我，不要试图表现得无礼，也不要有不当行为，他说会给我回电话。（而我下一次与大使取得联系，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了）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无济于事，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。警官们掏空了我所有的口袋，拿走了我的手机和充电器。他们把我和另外一个人关在一间牢房里。
三天后，我再次被传唤去接受审问。他们又问了我许多关于黎巴嫩恐怖袭击的问题，而我的回答始终没有变化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把我塞进一辆汽车，带到了监狱区域。没有经过审判，也没有宣判刑罚，我就这样在铺位上待了一个月，靠着分发的口粮度日，真是太悲惨了。
在那里，我结识了一个乌克兰人和一个来自萨马拉的人。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不想过多赘述，总之，他们都是为了钱而来这里参战的人。问题在于，突尼斯、摩洛哥和埃及都有前往欧洲的渡船，而突尼斯是唯一一个会驱逐并遣送罪犯的地方。
一个月后，我被驱逐出境。多亏了俄罗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接他们的同胞出狱，我才得以离开。作为一名被当作恐怖主义罪犯的人，我不得不忍受所有的屈辱和艰难困苦。我原本以为他们会释放我并向我道歉，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没有没收我的摩托车。俄罗斯的外交官帮我把摩托车装上了渡轮。当时摩托车的状况糟糕透顶，后备箱里放着香肠、牛奶和各种杂货，你能想象那股味道吗？简直难以忍受，和香奈儿香水的味道截然不同。头盔在日晒雨淋下都长出了青苔。
我和所有被驱逐的雇佣兵、杀人犯以及恐怖分子一起被安置在一个公共货舱里，乘船驶向法国的马赛。到达马赛需要两天时间。傍晚时分，我被带出船舱，交给了船长。当他看到我的摩托车和证件（我还持有三个月有效期的申根签证）时，立刻明白了情况。他和我交谈了一番，然后给了我一个单人舱，在那里我度过了愉快的两天，洗漱、刮胡子、吃饭、喝酒……
在马赛的一个特殊接待中心，我又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程序，但相对来说还算轻松。工作人员很同情我，24 小时后就放我离开了。我首先给我的亲属和大使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我还活着，而且状态不错。此时已经是三月底了。三天的时间足以让我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我想我一定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我还是决定前往美洲大陆。
首先，我离开马赛，前往维也纳的我国大使馆。他们帮我修好了摩托车，真的很感谢他们。我在他们那里住了四天，然后前往汉堡。在汉堡，我把摩托车装上了开往美国的渡轮，之后我就回家养伤、休息。德国人说摩托车要两个半月才能运到美国。回家的感觉真好！而我的环球骑行之旅仍在继续！
与同胞巴里-阿里巴索夫（Bari Alibasov）在纪录片《卡拉干达在哪里？
参观乌克兰的自行车爱好者。肖洛霍夫市。马克西姆和安娜-林尼克
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 哈萨克斯坦哀悼….
奥贾斯-奥马罗维奇和我征服了黑海
阳光明媚。车手彼得鲁欣在享受日光浴。
见面的喜悦。骑自行车的人像家人一样受到欢迎。
